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60个春秋，她的发展和曲折，都同党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判断正确与否紧密相连。
    60年来，我们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判断，经历了从基本正确转向迷误到清晰准确认识的过程。历史告诉我们：能否科学地揭示我国基本国情，关系到党能否清醒地认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怎么样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国内主要矛盾是什么？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党应当制定和执行怎么样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这一系列极端重要的大问题。由此可见，正确判断现阶段我国基本国情不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同样是关乎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认真回顾和总结近60年来党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于正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我们，不仅是颇有必要而且具有深远意义。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拨乱反正中对新中国基本国情再认识，总结经验教训，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毛泽东在1939年曾正确指出：“明白了中国的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毛泽东还从七个方面作具体分析，以防止右的和“左”的错误。我们党和毛泽东坚持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1956年这个重要的转折关头，我们党对基本国情的认识有过正确的判断，也出现了迷糊的过失。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提出过正确的判断：其一，是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区别开来。1957年说过：“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的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 接着，同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明确提出：“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毛泽东这个判断是基本正确的，高度重视必须有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才能获得社会主义制度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虽然在时间上的估计短了一点，但把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建成适当区分，较之斯大林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等同起来的观点更为准确。其二，是把建成社会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冬，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继续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进一步研究，他提出：“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个观点很有启迪作用。
　　然而，这些理论判断，未能进一步深化与拓展。所以，在以后的20年间，出现了两次大挫折。
　　由于1957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轻率地否定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而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取而代之。八大二次会议确认了这个错误判断，并误认为中国仍然处在过渡时期，从而抹煞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时期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根本差别。由此产生了离开基本国情的种种错误判断。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取代了八大正确路线，随之而来，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急于求成发展生产力，以盲目求纯改变生产关系，幻想靠所谓“一大二公三纯”，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幻想，超越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超越整个社会主义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这种空想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三年的经济困难，生产力遭到破坏，人民生活遭受许多折腾。据不完全估算国民收入减少1200亿人民币。
　  挫折教训了我们，经过两年国民经济调整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到了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并且把“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点，进一步引申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抓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复辟确定为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这种错误判断，导致把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与“过渡时期”混同，导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将长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被夸大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没法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种“左”的错误的发展，终于造成“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十年的大动乱，我国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破坏，党和人民生活遭受严重的大折腾，拉大了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差距，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又一次更大的挫折。据不完全统计，国民收入又损失5000亿元人民币。
　　面对这两次大挫折，党中央痛定思痛。在邓小平正确领导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拨乱反正中，对新中国基本国情再认识，总结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自1956年八大宣布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清醒地认识我国已经处于社会主义时期，更没有自觉认识到这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期，绝不是仍然停留在1949—1956年的过渡时期，两者绝不能混淆。与此同时，又必须非常明确在我国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不能够搞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只有正确地清晰地把握好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才能正确地认识我国当前的国内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并以此为根据，才能制定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战略目标和发展步骤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一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着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基本国情进行拨乱反正，我们通过研究现状，理论思考，历史回顾三者有机结合，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可以说，这个崭新的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和我国国情进行再认识的成果的总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针对党内仍然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左”倾思想情绪，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倾向，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反复指出：底子薄，人口多，80%是农民，这个现实情况应该是我们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
　　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叶剑英建国30周年纪念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在党的决议上写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
　　十三大报告确认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个科学判断，是我们党以几十年来付出的巨大代价才获得的无价之宝。
　　二、善于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观察和分析变化着的经济社会全局，不断深化和拓展社会主义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使我们能够抓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本出发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判断中国基本国情获得一条重要的新鲜经验，这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善于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经常地观察变化着的中国经济社会，辩证地分析全局的现实，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使我们党对新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认识和把握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具体，因而抓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本出发点越来越有把握，对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认识更加透彻，指导全局工作更自觉更稳妥。这表明，我们党对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已经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觉醒的高度，是实现由盲目不自觉转到清醒高度自觉的标志。同时，把对基本国情的研究经常化，成为执政党正确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大业的健康发展的一把金钥匙。
　　回顾近三十年来，党中央几乎每十年必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新情况作一次科学判断。每一次的判断，都是对国情一次再认识，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次丰富创新。这就使全党上下，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加清醒，更加自觉。
　　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科学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的字字句句，都是我们党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获得的真知。党的十三大，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确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在1992年春，邓小平赞誉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它在党的十六大后又得到丰富发展，十七大决议明确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这条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可靠保证。我们党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对新中国基本国情再认识的两大重要成果，铭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史册上。
　　1997年党的十五大，根据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提出，在我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预言，正确提出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特别强调：“并将长期处于”这六个字。这包含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艰巨性，中国共产党人要树立持久作战的精神准备，既要反对急躁冒进，又要防止消极等待，这样才能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党的十五大在十三大初步概括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清晰地指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总的说来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这两大问题，换句话来说，就是社会生产力落后，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不成熟。这两大问题不能解决的话，在中国，就无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平与正义。为了切实有效地解决上述两大问题，全党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同时，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的环节，要把改革作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动力。总之，要全面地毫不动摇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五大在总结这些年来最主要的经验，制定了与党的基本路线相适应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十五大后党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探索没有停止，2001年又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十六大围绕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作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一次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科学地判断新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基本国情。胡锦涛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是党中央十分清醒而准确的判断，是当前和今后全部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概括了党中央对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基本国情所显示的阶段性特征，这集中表现为八句话：一是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三是人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四是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任务艰巨；五是民主法制建设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六是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还未能够满足；七是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亟待解决；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压力长期存在，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国外开放要求更高。这些分析，是对十三大、十五大关于基本国情历史特点的具体化，也是党中央坚持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指导对变化着的中国基本国情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些分析，既是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又是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由此可见，十七大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分析，对现阶段基本国情作出的具体判断和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三、坚持做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和教育，是一项带根本性的思想理论建设
　　我们党从1987年十三大起，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以这一理论贡献而载入史册。党的十三大正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由此可见，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是党的一项带根本性的理论建设，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这个大趋势的迫切需要和重要组成部分。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规模宏大的创造性系统工程。它包括对社会主义不断再认识的过程；对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研究；对我国经济社会和自然资源等各个领域发展变化的研究；对国情、省情、市情、区情变化发展的研究；对党和政府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举措的实施的研究。总之，这种研究绝对不能从书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在定义上兜圈子。那样做只能导致思维僵滞，丧失活力，有悖于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根据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我们应当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基础环节，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研究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推动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把它放在首位。我们还要改变学科之间壁垒隔绝的状况，加强和促进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盟，采取综合运用的途径，研究和解决当代任何一项重大经济与社会发展课题。我们要注意吸收和利用运算方法和信息手段，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在大量占有确切的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判断。
　　在全党全国人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加快推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而奋斗的今天，加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和基本国情教育，是一件颇为重要和迫切的任务。十七大文献阐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离不开对基本国情的研究，要深刻地认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主客观根据，以及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需要加强对基本国情的理解。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近十一年里实现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再过三十年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60个春秋，她的发展和曲折，都同党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判断正确与否紧密相连。

60年来，我们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判断，经历了从基本正确转向迷误到清晰准确认识的过程。历史告诉我们：能否科学地揭示我国基本国情，关系到党能否清醒地认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怎么样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国内主要矛盾是什么？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党应当制定和执行怎么样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这一系列极端重要的大问题。由此可见，正确判断现阶段我国基本国情不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同样是关乎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认真回顾和总结近60年来党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于正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我们，不仅是颇有必要而且具有深远意义。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拨乱反正中对新中国基本国情再认识，总结经验教训，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毛泽东在1939年曾正确指出：“明白了中国的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毛泽东还从七个方面作具体分析，以防止右的和“左”的错误。我们党和毛泽东坚持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1956年这个重要的转折关头，我们党对基本国情的认识有过正确的判断，也出现了迷糊的过失。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提出过正确的判断：其一，是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区别开来。1957年说过：“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的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 接着，同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明确提出：“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毛泽东这个判断是基本正确的，高度重视必须有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才能获得社会主义制度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虽然在时间上的估计短了一点，但把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建成适当区分，较之斯大林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等同起来的观点更为准确。其二，是把建成社会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冬，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继续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进一步研究，他提出：“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个观点很有启迪作用。

然而，这些理论判断，未能进一步深化与拓展。所以，在以后的20年间，出现了两次大挫折。

由于1957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轻率地否定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而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取而代之。八大二次会议确认了这个错误判断，并误认为中国仍然处在过渡时期，从而抹煞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时期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根本差别。由此产生了离开基本国情的种种错误判断。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取代了八大正确路线，随之而来，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急于求成发展生产力，以盲目求纯改变生产关系，幻想靠所谓“一大二公三纯”，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幻想，超越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超越整个社会主义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这种空想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三年的经济困难，生产力遭到破坏，人民生活遭受许多折腾。据不完全估算国民收入减少1200亿人民币。

　挫折教训了我们，经过两年国民经济调整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到了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并且把“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点，进一步引申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抓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复辟确定为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这种错误判断，导致把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与“过渡时期”混同，导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将长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被夸大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没法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种“左”的错误的发展，终于造成“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十年的大动乱，我国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破坏，党和人民生活遭受严重的大折腾，拉大了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差距，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又一次更大的挫折。据不完全统计，国民收入又损失5000亿元人民币。

　　面对这两次大挫折，党中央痛定思痛。在邓小平正确领导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拨乱反正中，对新中国基本国情再认识，总结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自1956年八大宣布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清醒地认识我国已经处于社会主义时期，更没有自觉认识到这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期，绝不是仍然停留在1949—1956年的过渡时期，两者绝不能混淆。与此同时，又必须非常明确在我国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不能够搞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只有正确地清晰地把握好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才能正确地认识我国当前的国内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并以此为根据，才能制定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战略目标和发展步骤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一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着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基本国情进行拨乱反正，我们通过研究现状，理论思考，历史回顾三者有机结合，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可以说，这个崭新的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和我国国情进行再认识的成果的总结。

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叶剑英建国30周年纪念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在党的决议上写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

十三大报告确认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个科学判断，是我们党以几十年来付出的巨大代价才获得的无价之宝。

二、善于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观察和分析变化着的经济社会全局，不断深化和拓展社会主义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使我们能够抓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本出发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判断中国基本国情获得一条重要的新鲜经验，这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善于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经常地观察变化着的中国经济社会，辩证地分析全局的现实，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使我们党对新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认识和把握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具体，因而抓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本出发点越来越有把握，对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认识更加透彻，指导全局工作更自觉更稳妥。这表明，我们党对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已经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觉醒的高度，是实现由盲目不自觉转到清醒高度自觉的标志。同时，把对基本国情的研究经常化，成为执政党正确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大业的健康发展的一把金钥匙。

回顾近三十年来，党中央几乎每十年必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新情况作一次科学判断。每一次的判断，都是对国情一次再认识，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次丰富创新。这就使全党上下，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加清醒，更加自觉。

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科学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的字字句句，都是我们党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获得的真知。党的十三大，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确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在1992年春，邓小平赞誉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它在党的十六大后又得到丰富发展，十七大决议明确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这条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可靠保证。我们党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对新中国基本国情再认识的两大重要成果，铭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史册上。

1997年党的十五大，根据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提出，在我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预言，正确提出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特别强调：“并将长期处于”这六个字。这包含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艰巨性，中国共产党人要树立持久作战的精神准备，既要反对急躁冒进，又要防止消极等待，这样才能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党的十五大在十三大初步概括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清晰地指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总的说来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这两大问题，换句话来说，就是社会生产力落后，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不成熟。这两大问题不能解决的话，在中国，就无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平与正义。为了切实有效地解决上述两大问题，全党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同时，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的环节，要把改革作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动力。总之，要全面地毫不动摇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五大在总结这些年来最主要的经验，制定了与党的基本路线相适应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十五大后党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探索没有停止，2001年又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十六大围绕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作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一次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科学地判断新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基本国情。胡锦涛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是党中央十分清醒而准确的判断，是当前和今后全部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概括了党中央对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基本国情所显示的阶段性特征，这集中表现为八句话：一是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三是人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四是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任务艰巨；五是民主法制建设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六是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还未能够满足；七是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亟待解决；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压力长期存在，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国外开放要求更高。这些分析，是对十三大、十五大关于基本国情历史特点的具体化，也是党中央坚持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指导对变化着的中国基本国情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些分析，既是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又是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由此可见，十七大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分析，对现阶段基本国情作出的具体判断和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三、坚持做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和教育，是一项带根本性的思想理论建设

我们党从1987年十三大起，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以这一理论贡献而载入史册。党的十三大正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由此可见，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是党的一项带根本性的理论建设，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这个大趋势的迫切需要和重要组成部分。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规模宏大的创造性系统工程。它包括对社会主义不断再认识的过程；对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研究；对我国经济社会和自然资源等各个领域发展变化的研究；对国情、省情、市情、区情变化发展的研究；对党和政府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举措的实施的研究。总之，这种研究绝对不能从书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在定义上兜圈子。那样做只能导致思维僵滞，丧失活力，有悖于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根据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我们应当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基础环节，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研究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推动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把它放在首位。我们还要改变学科之间壁垒隔绝的状况，加强和促进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盟，采取综合运用的途径，研究和解决当代任何一项重大经济与社会发展课题。我们要注意吸收和利用运算方法和信息手段，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在大量占有确切的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判断。

在全党全国人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加快推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而奋斗的今天，加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和基本国情教育，是一件颇为重要和迫切的任务。十七大文献阐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离不开对基本国情的研究，要深刻地认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主客观根据，以及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需要加强对基本国情的理解。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近十一年里实现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再过三十年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不断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新特点，从实际出发，规划好本地区本单位的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实践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协调发展，实现好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和各阶层群体的实际利益。这样，我国广大群众既能创造金山银山的财富，又能共享绿水青山的美景，真正生活在富足、明朗、和谐和幸福祖国大家庭之中。

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不断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新特点，从实际出发，规划好本地区本单位的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实践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协调发展，实现好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和各阶层群体的实际利益。这样，我国广大群众既能创造金山银山的财富，又能共享绿水青山的美景，真正生活在富足、明朗、和谐和幸福祖国大家庭之中。